然此几千万倍者，要必有量。

无独有偶，日本对朱子学的批判亦是气论。中日两国的气论对儒学的改造呈现出的巨大差异就是一例。

程朱理学既然把三代作为道德理想的楷模，代表应然的实现，那么，三代之后政治的弊病都可以认为是没有贯彻理想的道德原则所致，故在逻辑上不可避免地持三代之后历史退化说。在这种思维方式中，各领域的理皆以道德为中心。那么，黄宗羲凭甚么思想资源可以大无畏地迈出这一步呢？关键在于：黄宗羲否定忠和孝的同构，而孝之所以不能推不出忠，乃是出于黄宗羲颇为独特的气论。而孔子的忠恕之道则是容忍各种意见。中国则不同，从康有为、谭嗣同到毛泽东，都研究过王船山的思想，船山的气论一直是十九世纪末期士大夫孕育革命乌托邦理想、认同进化论之母体。

黄宗羲甚至被视为中国的鲁索。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检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所有论述都贯穿一个中心点：国被当作家的同构体，导致国家事务混同于皇帝家族事务，这是中国一切政治弊病的总根源。其实，毛泽东是运用了两个未曾明言的推理模式。

而亿万工农兵本就是毛泽东思想中所推崇的道德主体，他们的天然身份和在革命斗争中的位置使他们当然具备「真知」，满街是圣人的理想在中国历史上终于可以被认为实现了。一个以马列为信仰的革命者，从来不敢否定理解马列真理（它和体验「天道」一样）有独立意义，而只有把理论混同于言论，才可以得到毛泽东那样的结论。显然，毛泽东是把外来「本本」、儒学经典统统等同于言论。〈实践论〉在这一点和儒学知行观同构。

几年后，中共开始延安整风，〈实践论〉成为全党反对教条主义的必读文献。但是，把〈实践论〉所讨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简单归为儒学知行观，一直来有一个重大的困难。

……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14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毛泽东是用「言论」的意义来代替理论的意义。六结论 〈实践论〉本是毛泽东30年代末在延安抗大讲课的讲稿，全文不长，从行文看，毛泽东写得很辛苦，远不如毛泽东其它讲话那样天马行空、流畅活泼。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曾这样教训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

这种简单化的模拟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为了分析毛泽东如何依靠这些传统来构造〈实践论〉，我们必须先概述一下在儒家道德哲学中，可以用甚么方法来颠覆「书本」之权威。从此，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了对马列书本和原典的看法，正如毛泽东在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说的那样，假如一个人读了一万本马恩列斯的书，每本又读了一千遍，以至句句背得，却对中国问题熟视无睹，还是不能算作理论家1。毛泽东论述直接经验对知识之重要，极像王阳明强调不可用文字言传之直接体验。

虽然，王阳明本人相当注重读书和文献，但王学流传后果只会是轻视书本。毛泽东严格地把产生正确思想之实践限定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这三大革命6。

因此，今天人们把〈实践论〉与王船山的知行合一说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两者对「实践」和「认识」之间关系的论述如出一辙。既然〈实践论〉是以群体道德理想主义为中心，那么在这种认识论转化为普遍群众运动时，就不难理解它导致的后果了。

余英时把明末王学流行导致轻视书本和知识的倾向称之为「反智主义」8。在言论被实践证明模式中，只要言论代表天道、发言者诚实，那么这种言论一定会在实践中应验。这在理学出现后尤为明显。因此，人们常把「知」等同于读书和学习经典，书本经典是道德实践的前提。我们认为，以道德或以知识为中心所产生的认识论的整体结构是不同的。毛泽东这样写道：「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

60、70年代文革中，它被称为「老五篇」之一，指导着亿万工农兵和造反派斗私批修。三反智主义和「言─行」模式 毛泽东在1937年写作〈实践论〉时，用儒学的知行观来修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有着更为迫切和现实的目的的，这就是和那些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的中共领袖争夺理论权威的宝座。

以道德为中心的认识论，知识只起从属作用，由于知识服务于道德，道德又是建立在「善」的基础上，那么认识的终极目的便是不断扩大符合道德理想的知和行的范围，那么这种认识论中被认为是「真知」的内容，一定有道德活动的主体和标准。主张正确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马列著作中已讲过多次。

从道德活动的角度看，从事革命实践的农民革命家似乎比熟悉马列经典的知识分子更高尚，更能代表马列的精神。据贺麟分析，王船山的知行合一说有两个基本内容：一个是「知可诡而行不可诡」，因此「知」必须用行为来检验真伪。

毛泽东曾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科学家称为老实人，托洛斯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不大老实的人17。第二部分强调理论必须服务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毛泽东称其为精神变物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之所可以用来反对外来「本本」权威，指引亿万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正是凭借着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力量。在儒学内部，要反对既定经典本本的权威，一个难以避免的选择就是采用王阳明或王船山批判程朱理学的方法。

「四书」「五经」也是科举考试的基础。照理说，这种说法很荒谬，科学理论是否被实践证明，政治主张是否符合实际，和科学家与政治家本身是否诚实并没有必然关系，而毛泽东却把理论被证明为真理和理论提出者的道德诚实联系起来，把党内教条主义者、路线斗争中持错误观点的人说成最终是因为不老实而失败，这一结论只有用证实「言论」标准来代替证实理论才能得到。

但是仔细分析上述例子中最后结论，我们发现，仅仅根据知识论的逻辑关系，是不可能从「共产党抗战的真诚、彻底」推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定能胜利」这一结论的。首先，是将所有判断都变换成道德判断，即只有在道德的价值判断中，一个人如果真诚地相信某种价值，并实行它，那么才会自信这种价值一定会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实现）。

刘述先曾分析过理学中这种反智主义是如何得到遏制的20。而这一武器在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中早已有之。

但我们不解的是，为甚么负反馈的其它性质没有被毛泽东发现16？现在，认识到毛泽东所持有的模式实际上是言论鉴别，即任何一种言论再正确（它来源于实践），它的真伪必须再次回到实践中去受到检验，受检验的并不主要是理论内容本身，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检验提出理论的人的动机和立场，这样理论内容如何通过负反馈逼近真实之过程倒是相对不重要的。显而易见，任何一种言论讲得再正确，也须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另一种批判书本经典支配人的道德实践的角度是：书本和经典无论多么正确，但只能视之为一种言论，这样就可以从言行关系来反思书本与实践的关系。无论是孔子的「生知」、「学知」、「困知」，朱熹的「德性之知」，还是王阳明的「良知」，大抵都离不开符合道德的行为是甚么这一基本范畴。

改造主观世界并不是要不断提高人们对世界的理性认识，而是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理论被证明只要看它的内容是否和实际符合，而鉴别言论的真伪除了考察其内容是否和实际符合外，还多一层含义，这就是要看说话人的态度。

但是，毛泽东把「理论」等同于言论后，却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反对文章风格来反对理论本身，达到取消外来经典的权威的目的。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曾这样论证：「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明末以后，儒生读书讲理头头是道，社会实践却软弱无能，它促使人们重新反思知行关系。本来他所讲的白话文运动造老八股的反和当时要批判党八股，重点是批评某类文风，而文章内容和文风并无必然联系，批判文风也不能否定理论内容。